陳菊:交錯的人生路 | 陳菊父親
陳菊:我年輕的時候,心情就步入中年,承擔很多。台灣社會很可憐,白色恐怖的年代,我看到這麼多滄桑和妻離子散,才發現台灣這個島嶼也有這麼多壓迫人權的事,於是開始關心。三十年前,台灣社會談人權,是奢侈的夢。我從一個家屬認識另一個家屬,把政治犯在綠島監獄、太原監獄的健康和審判狀況,讓國際特赦組織知道。我從二十歲就在做這個事,當時是充滿了同情、關懷,不知道自己能替他們做什麼?覺得自己是無力者,只想藉由我讓外界更多人知道,這個島嶼上有人因為政治主張的不同,判刑最少十年。在郭雨新先生(黨外省議員)身旁當秘...
陳菊:我年輕的時候,心情就步入中年,承擔很多。台灣社會很可憐,白色恐怖的年代,我看到這麼多滄桑和妻離子散,才發現台灣這個島嶼也有這麼多壓迫人權的事,於是開始關心。
三十年前,台灣社會談人權,是奢侈的夢。
我從一個家屬認識另一個家屬,把政治犯在綠島監獄、太原監獄的健康和審判狀況,讓國際特赦組織知道。我從二十歲就在做這個事,當時是充滿了同情、關懷,不知道自己能替他們做什麼?覺得自己是無力者,只想藉由我讓外界更多人知道,這個島嶼上有人因為政治主張的不同,判刑最少十年。
在郭雨新先生(黨外省議員)身旁當秘書時,我還記得辦公室是在台北市農安街,郭先生被調查局二十四小時跟監;有一天我發現了,感覺有○○七在旁監視,趕快跟他講,他說他其實早就知道,但擔心我會害怕,所以沒有告訴我。在他身邊了解愈來愈多,對政治就更同情。那時支持我的信念,是希望台灣成為一個沒有恐懼的地方。當時從來不敢相信,真正的自由、民主可以落實,覺得這是統治者的口號。慢慢地,台灣社會轉變,一開始有郭雨新、後來雷震先生坐牢出來,加上康寧祥、黃信介,台灣好像真的有一些言論自由,台灣有很多議題可討論,有一群這麼可愛的人在付出。美麗島事件是一個轉捩點。民國六十八年,為了慶祝世界人權日,我們訂在十二月十日到高雄辦活動。
廣告高雄是個移民城市,又有黨外的傳統,很多外地來的人在這裡討生活、創事業,是來自各地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