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地方創生」前,其實談的是地方的犧牲 | 地方創生日本失敗
草間彌生(YayoiKusama)《黃南瓜》成為日本香川縣直島象徵性的存在。(攝影/BrianLiao)無論在日本或台灣,「地方創生」政策都將人口衰減及高齡少子化議題納入問題意識,以創造工作機會、改善生養後代的所需條件為基礎。然而,應如何鼓勵支持該項地方發展的行動者,面對人口衰落的危機,與納入產官學界資源、匯聚公司部門的共識與發想行動等方式,實乃爭議之源。第一種批評是:做為「創生元年」口號的台灣,將挪移後的「創生」正當性,加諸現有政策之延伸,光是這點即已引發眾多實踐者針對該政策拼裝為「合法進化論」;另一質疑則是...
草間彌生(Yayoi Kusama)《黃南瓜》成為日本香川縣直島象徵性的存在。(攝影/Brian Liao)
無論在日本或台灣,「地方創生」政策都將人口衰減及高齡少子化議題納入問題意識,以創造工作機會、改善生養後代的所需條件為基礎。然而,應如何鼓勵支持該項地方發展的行動者,面對人口衰落的危機,與納入產官學界資源、匯聚公司部門的共識與發想行動等方式,實乃爭議之源。
第一種批評是:做為「創生元年」口號的台灣,將挪移後的「創生」正當性,加諸現有政策之延伸,光是這點即已引發眾多實踐者針對該政策拼裝為「合法進化論」;另一質疑則是該「由上而下」的政策再度「舊瓶裝新酒」,不識、甚至低估地方複雜度,讓人音謔「地方創傷」。
光從近來流行的木下齊(Kinoshita Hitoshi)「地方創生論」或增田寬也「地方消滅」等論,這些選書深刻影響台灣「創生」方法,問題是,我們理解日本「創生」政策的現實嗎?
本文回溯日本「創生」政策的歷史問題,不在於否認現有台灣推動該項政策的多種回應,因後者已展現不同層次的學理貢獻。但若相信「創生」政策是個受移植的治理技術,我們更應解析日本「創生」政策與地域建構的政治過程中,如何受不同形式的政治競爭及國土發展制度建構下的「問題」歷史。
山口啟介(Keisuke Yamaguchi)《走路的方舟》位於男木島漁港周圍。(攝影/Brian Liao)
一、戰後日本「國家」體制如何形塑「中央」與「地方」?
論及中央到地方層級的治理與規劃,首不容忽視日本「國家」體制的形成。日本一統國家的形成與強勢的資本原始積累,是建立在國際壓力下、消滅地方社會抵抗力量所推行的制度近代化進程。其體質是「家族國家」觀,係透過同族與擬制的部落互助型紐帶,抵抗來自內部的個人析離。
構成日本天皇「國體」的兩大條件,包含主權不得落入民眾之手、不必施行歐陸分權的君權制的絕對存在;「總體主義」的精神滲透,同時保有維持部落聚合的社群網絡。丸山真男認為「國體」下的行政官僚成為某種經營體,合理下降於地方;此外底層「鄉黨型地方社會」提供內部制裁,向上連結「國家」,兩種力道反覆交替下,使帶有家長式的派閥、重視人情的社群樞紐,形成某種服從且合法的特殊機制。
然而,若說中央與地方也存在著忠誠的服從體制,...